郑晓权：中国给了我这个空间，所以我要回报中国

　　5年前他还是一个打工仔，如今他已经是销售过5亿的公司老总。

　　2001年11月，40多岁的他，一个汉字不认识，一句汉语不会说，带着一张地图就开始了在中国的旅行。

　　由于不识汉字，他错过了火车；由于不懂汉语，他又坐过了站。到一个企业打工，他只要做最基础的体力活，冬天冻得得得瑟瑟，却不要任何报酬。

　　在闹过无数啼笑皆非的笑话之后，这个中年人踏上返回首尔的飞机。登上舷梯，回望北京，他心中默念：“我已经有信心来中国开创自己的一番事业。”

　　这个中年人就是青岛韩人商工会李沧支会会长、青岛丽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晓权。

　　谈到当初在中国的这三个月，郑晓权说：“自己有意要锻炼自己，锻炼自己克服困难的精神。”当时的郑晓权在韩国一家大公司任科长，虽然也曾在大宇等知名企业任职，但人到中年事业还没有起色。“人应该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于是他辞去工作，准备自己创业。

　　他发现如果到中国投资办厂机会很多，他决定给自己三个月时间，“流放”到中国。如果自己能在中国生存下来，就到中国来投资办厂。“三个月后，我确信我能，我可以。”郑晓权说，“我一直有个信念，我要做就做第一。”

　　2002年8月郑晓权带着几位合伙人筹集的100万美金返回中国，他要在一个最好没有韩国人的地方投资建厂，于是在青岛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当然事后证明我错了，到了青岛发现到处都是韩国人。”但选择青岛为他今天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刚建厂时一共八个人，两个从韩国带来的，五个在中国雇佣的。”然后一边搞产品研发、试制，一边申请医疗许可证。产品几次送检，就在产品最后一次前去办审批时，“非典”来了。刚下火车的郑晓权在济南火车站被查出体温高，被隔离起来。“正想大干一番的时候遇上这个非典，真是不堪回首。”

　　但是这并没能阻止郑晓权。“也许是别人被自己的诚意打动了，2003年6月23日药品许可证终于下来了。”谈到此时郑有些激动，尽管他说此前整整十个月没有任何收入。

　　从2003年7月产品正式上市后，郑晓权的公司走上了正轨。 从青岛开始一家一家的发展代理店，不断提高售后服务标准，到2006年底销售额将近6亿。

　　这期间丽可还先后获得中国市场用户满意品牌，中国医疗器械十佳，中国消费者满意第一品牌等称号。

　　言谈中郑晓权经常引用一些经典书籍中的句子。他说自己喜欢不断地学习，就是坐车的时候也希望能看点书。

　　“企业的灵魂不仅仅是追求利润。” “我们把社训定为‘健康、爱心、奉献’”，“也正因为中国给了我这个空间，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果实，所以我要回报中国。”为此丽可每年都拿出专项资金来资助儿童或者孤寡老人。2006年2月，郑晓权获得了首届青岛慈善奖。

　　2007年11月7日，青岛丽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5周年纪念活动拉开了帷幕。会上郑晓权自豪地告诉大家，包括供货商、本厂工人、代理店，现在为丽可健康事业做事的人已达10万。

　　洪智善：常常被认作是中国人

　　韩国环境资源公社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洪智善先生，当初独自来到中国，从零开始创办北京代表处时，所感受到的最大的难题不是举目无亲，不是不懂注册手续，而是“不熟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2007年10月10日，在北京CBD区的富尔大厦20层，记者再次见到了韩国资源环境公社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洪智善先生。

　　2006年1月洪智善被派驻中国。下了飞机，孤身一人的洪智善便开始了韩国环境资源公社北京代表处的建设。一切从零开始。

　　这次来华洪智善带着韩国环境资源公社社长高社长给予的重要使命：了解中国的政策环境，与中国环保有关的部门、组织建立联系和沟通，通过扩大中韩废弃物控制方面的交流，推动中韩环境改善、资源利用再生事业的发展。韩国的一些经验对中国应该是有用的。

　　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洪智善考进了韩国环境资源公社。工作没多久，为了提高自己的汉语，洪智善又进入中国学院学习中文，每天早上7点上课，学习一个半小时，然后上班。前后学习了两年，从不间断。当时刚好有一个中国代表团来考察，作为公司唯一学中文的人，洪智善做起了翻译。

　　2002年2月洪智善第一次来到中国，去了故宫、天坛、八达岭等，并在中国过了春节。

　　“一个人过来，一切都是陌生的，举目无亲，压力很大。”洪智善说。

　　第一步，找办公室。韩国环境资源公社虽然是政府提供资金，是环境部的下属机关，有点类似中国的事业单位。为了节约成本，他找到了韩国某环境产业协会驻华办事处，租用了其中一套办公室。

　　然后开始注册机构。但是洪对中国的法律、外国机构注册程序一无所知。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一家中国律师事务所代理注册机构的信息后，洪智善拨通了对方的电话。两个月后环境资源公社北京代表处正式注册成功。

　　谈到在中国开展工作时的困难，洪智善说：“最大的问题是对中国人的思考方式不熟悉。”“要跟什么部门接触完全不知道。”“面对庞大的政府机构，从中找到能跟自己有结合点的部门，真是太不容易了。”

　　经过半年多的接触，洪智善觉得可以主动去找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谈一些有关废弃物处理方面的事情了。“一个一个上门拜访、沟通，然后看他们是不是对这方面感兴趣，用了一年多时间才找到合适的。”洪智善说。

　　最让洪智善感到困惑的是有些部门的低效率。他说：“在韩国跟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打个电话，一次基本上就可以约定时间了，基本上2-3天后就可以见面。但是在中国，刚开始要去拜访某单位，要处处打电话，有时不接待，最后终于有人说可以，但是让先发公文，发过去公文后两三个星期还是没有回复，后来又打了几个电话才得到的回复。”

　　说到这儿洪先生一脸很无奈的样子：“要是在韩国很晚才回复的话，其负责人将被投诉。”

　　洪智善解释道，韩国公务员2000年以前态度也不是很好，但是自从市民组织(NGO)起来以后，韩国公务员作风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这样，洪智善拜访了十几个部门，慢慢地跟相关部门建立了联系，得到了认可，其中一些还进行了建设性的合作。

　　洪智善说，在2007年11月初韩国环境资源公社将与中国信息产业部、韩国环境部联合举办一个关于循环经济的国际论坛。谈到这儿，洪的汉语很流畅，显得有成就感。

　　来了一年多，洪智善一家四口都到了中国，一家人去了中国不少的旅游景点。谈到这儿洪智善很高兴地说，自己多次被认作是中国人。“有的人会猜，你是福建来的？还是台湾来的？”老婆也说我长得像中国人，而且是中国南方的。”说完洪哈哈大笑起来。

　　洪智善说，当年大学同学90人，如今已经有差不多十分之一都在中国工作了。有在绍兴、天津做老板的，也有在中国读博士的。还有一些同学表达了将来来中国的意向，“相信将来来的会更多。”
　　“北京的环境条件和首尔差不多。在京投资很安全，而且中国法律也不断在健全，中国人的诚信度也在不断提高，特别是中国人对韩国人态度很好。现在回首尔发现人太冷。但在中国，人们很热情，这是我选择中国的理由之一。”

　　作为专门报道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产业政策、投资信息的唯一韩国媒体，中国经济新闻社(KOREA)的社长，朴丁镐先生忙得不可开交。在多次预约之后记者终于在位于望京的中国经济新闻社北京报道处见到了这位年轻的社长。中等身材，脸庞消瘦，皮肤有些黑，双目有神，典型的职业新闻人形象。流利的汉语，以致交流几分钟后你会忘掉他是韩国人。

　　朴是中国通，1993年，中韩刚建交没多久，他就来到了中国。但当时来华时他只会一句中文——“谢谢”。

　　刚到中国时，他的身份是韩国韩宝集团在大陆的员工，韩宝集团是韩国的大型企业之一，当时在进行天津泰达经济开发区的开发。如果不是遇到意外，朴应该会在企业一直做下去。一个小小的差错引发了后面一系列的“转轨”。

　　那是刚到中国没多久，一次，因为语言问题导致合同出了差错，他迫切感受到学习、了解中国的重要性，于是他要辞职专门去学习研究中国的文化、法律。

　　1994年6月天津南开大学里多了一位韩国留学生的身影。他先后在南开学习了语言、经济学，并把重点放在了研究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上。当时国内这方面研究实力并不强，老师在授课时总要咨询朴丁镐，“你在跨国公司呆过，你们是怎么处理的？”1996年马上就要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他又决定放弃国际贸易到天津大学去学管理，一直到1999年2月顺利毕业。

　　朴丁镐的毕业论文1998年就完成了。于是他开始联系到韩宝集团复职的事情。但就在那时(1998年春)爆发了金融危机，一天时间，排名韩国第14位的大公司——韩宝集团宣布破产了。

　　复职无望的朴丁镐只能回到了首尔。

　　但他始终觉得未来中韩经济交流一定会增强，金融危机只是短暂的。因为在研究生的时候主编了韩文的留学生杂志《open 21st》,于是在经过一番调研，甚至跟一些单位已经签定了预售的合同之后，1998年11月1日朴丁镐与5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了《中国经济》。

　　刚开始，报纸发行只有1万份。因为没有名气，很多签了预售合同的人甚至退订，“刚开始的日子很苦”。

　　但是随着质量不断提高，报纸上了中国国际航空、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的仁川至中国的所有航班，报纸发行量和广告量有了很大的提高。2000年开始收支平衡，2001年开始盈利。

　　为了能更好地报道中国经济，在中国设立常驻的报道处显得尤为重要。但是他们刚想行动，韩国的东亚日报却从中国撤走了记者站。等他们到外交部申请时，工作人员说：“人家大媒体都撤走了，你们新成立的媒体能维持几个月？”于是批文迟迟下不来。

　　经过不懈的努力，韩国最大的航空公司——大韩航空把《中国经济》作为机内刊物后，朴丁镐以自己的实力和韧劲赢得了外交部的认可，2002年3月，中国经济新闻社北京报道处获批。从此中国经济新闻社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我们通过中国赚钱了，我们也应该回报中国。”朴丁镐说。于是从2002年8月开始《中国经济》开始举办“爱心奉献”活动，当年为6名中国心脏病儿童在韩国进行免费手术承担费用，每位儿童要花费1～1.5万美金。2003年又作了4例，前后投入10多万美元。

　　如今报纸每期发行量8万份以上，其中韩国发行5万多，大量的韩国人通过《中国经济》了解中国，成为中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的一个重要桥梁。

　　朴丁镐说：“北京的环境条件和首尔差不多。在京投资很安全，而且中国的法律也不断健全，中国人的诚信度也在不断提高，特别是中国人对韩国人态度很好。现在回首尔发现人太冷。但在中国人们很热情。”

　　李东民：太多的商机等着我

　　他笑称自己对韩国和中国的情感很复杂。比如看足球，中韩对抗，在中国看，他总是希望韩国能赢；可是如果正巧是在韩国看的话，他又希望中国能赢，以至朋友们都生气地质疑，你到底向着哪边？

　　采写/《小康》记者 陈建芬

　　李东民的赛博迈比尔科贸有限公司，就在地铁五号线张自忠路站旁边一幢普通的写字楼里。采访在会议室进行，里面挂着北京商务地图、世界地图，还有竹与菊的装饰画。推门而入的李东民，圆脸，戴眼镜，微笑，用中文对记者说“你好”。此后的采访过程中他也一直讲中文，非常流利，不需要任何翻译。

　　李东民和他的公司已经完全融入中国，让人感觉不出半点异域气息。

　　因为家族的原因，李东民在中国吉林读了大学，毕业后还在中国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回到韩国。2002年因为对中国的熟悉和了解，又先后成为三家韩国公司在中国的首席代表。也就在这段时间，他发现了韩国与中国之间需要沟通交往的平台，尤其是那些到中国投资的韩国的中小企业家。

　　李东民决定自己搭建那个沟通的平台——与共青团青年国际交流中心以及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联合，开展韩国最高经营者课程。定期邀请清华大学教授赴韩国讲课，就中国的投资环境、法律法规等，对韩国的企业家进行讲授。截至《小康》记者采访时，赛博迈比尔科贸有限公司的研修班已经进行了八期，每期50人。400名韩国学员中，90%都已经在中国投资。

　　一切并不止于此。李东民还有更多正在做的业务，以及将要实施的计划。

　　“韩国最高经营者课程，韩国企业家要到中国来做投资考查，他们需要住的地方，我们正在望京建一个宾馆，这样学员到中国来就有地方住了。”

　　“韩国的新村运动很成功。现在中国也在进行新农村建设，韩国的经验是不是有中国可以借鉴的地方？我们可以组织中国的官员到韩国去学习。当然是到韩国认认真真学习，而不是旅游，我们已经和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洽谈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国际研修项目。”

　　“三星、LG、现代等韩国大公司在中国投资，在这些公司就职的员工也需要更好的了解韩国企业的文化、规章制度等等。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给在中国的韩资企业做员工培训。”

　　“韩国大学学费比较低，而且去韩国签证也很容易，将来中国学生到韩国留学也会越来越多。我们也可以拓展这一方面的业务。将来也还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去韩国的观光旅游……”

　　李东民在中韩互动的过程中，看到了太多的商机。

　　李东民觉得中国与韩国间，虽然中国在GDP总量，以及外汇储备等方面相比韩国有很大的优势，但韩国在IT、电子等技术方面还是领先中国很多。韩国企业到中国可以给中国带来更先进的技术，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力资源成本以及其他种种生产成本，相比于韩国还是很低的，所以韩国商人愿意到中国投资——有利可图。

　　中韩两国最大的文化差异在于，韩国人性格很急，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而中国人则性格委婉，即使不行也不一定说不行，“这样，两国人在沟通的时候，难免会彼此产生一些误会”，李东民认为中韩两国商务往来，有时也难免会产生一些误会和误解。

　　李东民很自豪，韩流进入中国还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十年前，在中国播放的第一部韩剧《爱情是什么》，就是经他介绍，卖到中央电视台的。去年，李东民在北京买了房子，“还把太太也带来了”。

　　儿子读高二时就来到中国。现在在清华上大学。李东民庆幸自己的儿子很快学会了中文。但他一个在山东投资做生意的朋友的儿子，却没有那么幸运了。不大会讲中国话的朋友，以为自己的儿子会讲中文了，叫过来讲几句，李东民一听，“讲的全是山东话”。李东民忍不住笑了，他很乐于与人分享一下韩国人在中国生活的种种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