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中央美术学院(以下简称中央美院)的学生王路(化名)手捧一叠材料站在法制日报社门口，而中央美院的另一位学生陈晨(化名)半年内消瘦了20余斤。

　　王路和陈晨是同班同学，在中央美院就读雕塑系，今年1月20日的研究生文化课考试里，两人违纪携带电子设备进场，被学校发现，中央美院认为两名学生存在作弊行为，遂作出开除两名学生的决定。

　　两名学生不服，他们认为自己主观上并无作弊的意识，客观上携带的电子设备又不完整，不存在作弊行为，并且开除学籍的处分畸重。

　　目前，两名学生已经申诉至北京市教委，王路说：“如果北京市教委仍然维持学校的决定，我们将提起行政诉讼。”

　　在忙着对学生提起的申诉答复的同时，作弊工具的发达让校方始料不及，据王路透露，以前在中央美院的研究生文化课考试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使用作弊工具，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现在的研究生中可能有一半的人是通过作弊考上的。

　　而近几年来，作弊工具和反作弊工具呈现了一种“升级战”，面对巨大考试市场的诱惑，一条集团化、清晰的、分工明确的作弊利益链条开始出现。

　还原后为对讲机

　　“其实这些东西拼装起来就是一个对讲机。”中央美院校办的杨杰指着缴获的一套零碎的作弊工具对本报记者说。

这套电子设备是由电路板、电池盒、一根导线和无线耳机组成，使用者将其捆绑在身上，细小的无线耳机塞入耳内，考试时，用衣服一遮，监考人员很难发现。

　　由于无线耳机太过微小，而且为避免被人发现，还要塞入耳朵深处，考试结束后，要用镊子或磁铁弄出。据一位知情者透露，每当大小考试结束，考场周围的医院往往会涌入许多考生，耳科大夫取出耳机的“生意”异常火爆。

　　今年的1月6日，王路收到一条短信，提供考研答案和专用的电子接收设备，而且只要付钱，就有人在考场外用无线电向购买者传送答案。

　　然后王路的女朋友按照短信上的联系方式与贩卖人取得了联系，在QQ上谈完价钱和交易细节，最后两人约好在望京大厦前见面，完成交易。

　　“一套完整的电子接收设备要2500元钱。”王路说，“因为之前有很多人使用这种方法考上研究生，所以我们就想尝试一下”。王路和女朋友为此预交了定金2000余元。

　　在临考前一天，王路的女朋友在王路的毛衣里缝上了这套电子设备。没料到考试当天，考场外传题者被学校保安抓获，由此“顺藤摸瓜”抓到了王路和其女友，否则缝在衣服里面的电子设备和耳朵中的隐密耳机很难被监考人员发现。

　作弊和反作弊的升级战

　　最初的作弊方式非常简单，作弊者只需要一台手机和一个枪手。

　　考生事先找好枪手，谈好价钱，交完定金，枪手会允诺在考试结束前向作弊者通过手机短信传递答案。

　　枪手报名同一考试，然后考试中会以极快速度答题，提早交卷，出考场后将答案用手机短信方式传送给考场内的作弊者。

　　这时期的作弊手段多以“散户”为主，就是要作弊者自己找人，枪手多是作弊者的朋友或熟人，事成之后有一定的“辛苦费”。由于风险大，在这种作弊手段下“牺牲者”众多，但仍然有很多考生“顶风作案”。

　　针对此，一些大中城市开始在考场内屏蔽手机信号，彻底截断这种路径。

　　2005年，一种新式的作弊工具出现，作弊器由无线隐形耳机(两粒)、发射适配线圈、放大器、手表型微型电池组成，在使用时还要配上自己的手机或对讲机。

　　作弊也开始向集团化发展，有人会在考前组织枪手、读答案者(用对讲机将枪手带出的答案变成声音传递给作弊者的人)和司机，在和考生联系时，组织者一般不会出面，他会派自己的下线和考生交易。

　　有使用过此设备的考生形容说：“身上缠满线圈，像背着重型武器，为了保证信号，还必须要将导线缠在脖子上。”还有一些考生直接将对讲机绑在腿上或胳膊上，一场考试下来，“怕被发现”的心理压力让考生极度紧张。

　　监考方为了应对，遂即为考场配备了“手机探测狗”，可以感应到手机和这种无线通讯设备的信号，这使抓获考场违纪者的机率大大增加。

　　近段时间，作弊工具进行了又一次的升级，电子接收器的配件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精简，隐蔽性更高，而且可以轻易避过“手机探测狗”的“侦查”。甚至还有新型更尖端科技的作弊器登场：一种由两副眼镜与两粒无线隐型耳机组成，网上标价7800元。两副眼镜和普通近视眼镜外表一样。考生戴一副，远程帮其考试的人戴一副，考生所看的东西，远程帮考者同样可以看到；相反，远程帮考者可以看到的东西，考生也可以看到。眼镜上方隐蔽的地方有一个小孔是话筒，可以传输声音到对方的无线隐型耳机。

　　另一种是由钢笔(带针型摄像头)、隐形无线耳机、话筒、接收器(可连接电脑、电视、手机等等，显示出考卷内容)组成，网上标价3800元。钢笔上的摄像头，可以把试卷内容以800*600的像素无线传输到1000米以内，场外的帮考者用接收器接收可以显示到电脑、电视、手机上。然后他再通过话筒把答案传到考生的无线隐形耳机上，让其轻松的答卷。

　　不光作弊工具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作弊也逐渐形成一个产业，组织作弊者更为隐蔽、更为系统、更为有效地进行违法活动。一名在这个行当里混迹多年的组织者说：“现在我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行动已经逐渐细化，比如我们都会同时派出好多枪手，一份考卷每个枪手只做一部分，用最短的时间交卷，出来一凑就是一份完整的答案，大大提高了效率。”

　　而反作弊工具也在全面改进，“监考大师”全面登陆重要考试的考场，这是一种专为监考老师配备的反作弊工具，它可以侦测到作弊者通过电子设备接收到的讯号，监考老师手拿“监考大师”，耳朵上也戴有耳机，当靠近正在使用作弊工具的考生时，“监考大师”就会截获信号，耳机中能听到传来的答案，而且离使用者越近，声音就越清晰，借此就可以轻易辨别作弊者。

　　即便如此，使用作弊工具的考生还是在逐渐增多，“我们学校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台‘监考大师’，监考老师只能拿着它到各个考场巡查，有些作弊考生很聪明，他们一看见携带‘监考大师’的老师进场，就关掉藏在身上作弊器的开关，这样‘监考大师’就无计可施”。杨杰说：“今年美院的研究生考试我们总共抓到6名作弊者，实际上还有许多漏网之鱼。”

　　1月20日上午，中央美院的研究生政治考试考场，当教务处副处长王晓琳拿着“监考大师”巡查到一所可容纳300多人的大考场时，耳机里响声一片，但只抓到了陈晨一人，除此之外，“肯定还有人在作弊”。

　　完整的利益链条

　　据一名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作弊已经由最初的小规模“单兵作战”发展至“组织化”的多线操作，如今的作弊更讲究安全性和成功率。

　　这名人士继续说，司法考试素来被称为国内最难的资格考试，每年通过率仅为1/7，但现在“最难的考试”也已经被作弊者渗透，网上有消息称，通过作弊保证考生通过，所要付的价钱已经被炒到了5万元。

　　另　外，研究生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也根据难易程度有各自的行价，比如研究生考试中政治和英语的价钱往往不一样，因为政治答案读起来要更加费时费力，英语六级考试的收费也比四级收费高。

　　而自学考试更是成为了作弊组织者的“天堂”，自学考试诞生25年来，考生累计已达1.4亿人次，625万人取得本、专科毕业证书。但是，这样一种号称有“全国最大群体考生”之称的考试，如今也被作弊者打造出了一道完整的利益链条。

　　组织自考作弊的人，将其称为“练手”，“自考监管松懈，就算考场上抓住作弊者，也不会实施处罚，顶多没收考卷，记作零分。”这让初次尝试组织作弊者趋之若鹫。

　　据了解，每一位“组织者”都曾经是考生，也是作弊者，作弊之后了解了路数，就自己开始“组织”。

　　“自学考试已经不是他们的重点，他们主要做研究生考试和司法考试，获取更大的利润。”一名参与其中的人士说。

　　许多“组织者”借助每年几次的大考试，已经“脱贫致富”，有的考试，仅一科的传题费用即为5万元，即使是如此高的价钱，圈内人士仍然将其形容为“生意火爆”。

　　随后，记者就此调查了许多学生，大多数学子有一个共识：假如考试可以顺利通过，多少钱也值。

　　“他们(组织者)都开上跑车住别墅了。”一位作弊的学生说，“如果有这个机会，我也会考虑做这行”。

　　美院学生被开除始末

　　携带作弊设备进入考场

　　1月20日，对于王路和陈晨来说，都是应该铭记的一天。

　　上午，研究生考试的政治科目马上就要开始，陈晨走入了中央美院能容纳300多人的大考场。她环视了下四周，学生陆陆续续进场，考场里面8列学生有8名老师监考。

　　发下考卷后，陈晨吐出一口气，开始答题。

　　在研究生考试中，她的一些小动作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注意。

　　中央美院校办的杨杰当时正在那个考场监考，他向本报记者介绍说：“有监考老师发现陈晨非常不自然，她的左胳膊似乎在遮掩什么。”

　　发现不对劲的监考老师走到陈晨面前，让她不要搞小动作，如果藏有纸条、小抄之类的东西就交出来。

　　据杨杰说，这时陈晨不说话，并且不配合老师的要求，这让监考老师更加怀疑。此时，王晓琳拿着“监考大师”巡查到该考场，走到陈晨面前时，王晓琳称，从“监考大师”中听到了读答案的声音，并且离陈晨越近，信号越强。

　　陈晨被从考场带走，老师让陈晨自己交待，陈晨从衣服里扯出了芯片、线圈等电子设备，并在一份违规处理决定书上签了字。

　　事后，陈晨解释说，她所携带的电子设备并无耳机，无法听到答案，她只是受一个中学同学的委托，将此设备带进考场内测试能否被反作弊工具侦测到。

　　就在考试前一天下午，中央美院保卫处接到教务处处长诸迪的通报：有人举报20日的研究生文化课考试中，有人组织用无线电对讲设备向考场内的考生传递考试答案。保卫处接到通报后，对20日的研究生文化课考试进行了严密的布控，并将此情况通报给北京市公安局文保处大学三处。

　　在第二天的考试中，北京市公安局增派民警和学院保卫处对考场外围进行巡视，果然发现了可疑的地方，有两辆车形迹可疑。

　　其中一辆红色富康，车内有4名男子正在用对讲机向考场内发送信息，被保卫处当场抓获。下午英语考试一小时后，保卫处迅速采取行动，当场抓获三人，经审查后，三人供认协助王路和其女友作弊。

　　为了不影响考试秩序，直到考试结束时，王路被监考老师留在了座位上。经过询问，王路主动将缝绑在身上的通讯工具交给了保安。

　　申诉进行时

　　事后，王路和陈晨都向学校交了检查。在2月1日时，王路和陈晨接到了学校的开除学籍处分决定，理由为“携带与考试内容有关的电子设备参加考试”，这就意味着，两人被学校除名。

　　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始，王路发现自己已经失去学籍无法注册，于是他向学校申诉，他认为学校对于他是否作弊“事实认定不清，程序不对”，要求学校撤回开除他的决定。

　　随后，中央美院申诉委员会认为学校的这种做法确实有违程序，3月16日，中央美院撤销了对王路和陈晨的开除学籍决定，并于3月23日通知两人有申诉和要求听证的权利。

　　3月28日，中央美院又向两人下发了一份拟开除通知书，理由为“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试题答案，情节严重”。

　　5月前后，中央美院为两人先后组织了听证会，会上有学校领导、学生、老师、学生代理人、学校代理人到场，双方各自阐述了自己的观点。6月8日毕业论文答辩当天，在两人答辩完之后，收到了学校的开除学籍通知书。

　　此后，陈晨和王路又分别在6月14日和6月16日向学校递交了申诉书，之后在7月25日，学校作出了关于两人申诉的答复，仍然维持原决定。

　　目前，两人已经向北京市教委递交了申诉书。 □本报记者 李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