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1988年北京机场路旁边的花家地有大片的空地、空田，长着高高的白杨树。社科院研究生院不知为何落到这荒郊野地。那时候，我知道附近地名是望京，但一点也看不到京城，那时北京几乎没有高楼。 

　　我寄寓在社科院研究生院一个朋友处。在这儿住了一个夏天，经常在这些生着野草的空地走着，构思小说和诗，一心想要离开这儿，却未曾料到，十几年后的此时此刻，我就坐在这空地上如森林般生长的高楼里，写这篇文章。而这个地方真叫望京，而且我发现真是个眺望整个京城的好地方。    

　　这儿离机场很近，仿佛住在这里是为了走，而不是为了留。在高速公路上看北京，年年，甚至月月都不相同。先有三环，再有四环，四合院胡同渐少，现在我要去圆明园，得从五环走，最好坐轻轨，快而实惠，不必听出租司机那犀牙利嘴，说这城市的各种小道消息，评这评那，红红黑黑，国际国内。   

　　当我在有红狐的伦敦郊外的家里，写一个上世纪30年代的英国诗人裘利安的故事，就是那个声名狼藉的“英国情人”时，我回想起20多年前，我第一次来北京时，好奇地穿过故宫，一口气爬上景山的激动。“多少代皇帝在这儿安都，多少宝物埋藏在地底。”裘利安的中国情人，一个勇敢美丽的中国女子，让他看一棵古树———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在农民革命吞没北京时吊死的地方。裘利安没看出这树和其他树有什么不同。不过当他们登上景山，四下望去，整个北京一览无遗，气派恢弘。    

　　故宫一重重城门，一直到前面的天安门，整齐得像棋盘。整个北京也是个大棋盘，东城西城隔中轴相对。往西北城外，颐和园，万寿山下水面上，一座座白玉桥，色亮瓦亮的建筑。 

　　我现在住在楼房高层，想起裘利安登景山。登高好，登高不仅看得远，登高还阳光充足，裘利安满眼是风光。他觉得中国人真懂得生活舒适，连建筑也是追求最美的色彩，花园是最清雅的格局。消夏行宫、故宫、十三陵、万里长城，一个个云蒸霞蔚，气势雄壮。 

　　他甚至觉得，唯有中国皇室会享受，所以比欧洲的皇帝高明：有胆量把建海军的银子修颐和园。真是做了好事，不然这个花园就沉没在海底。不仅是皇室，紫禁城周围那些豪门，一有权势，就亭台楼阁，垂柳依依，水面浮荷，房内必然妻妾成群，莺歌燕舞，想的首先就是怎样获得生前的生活乐趣。而他虽然只有一个情人，却是花样永远变化不断，似乎能变成一系列女人，相比多妻多妾的中国男人，他应该满足。    我用这位主人公的视觉，写我自己对北京的感觉，因为我实在喜爱北京。 

　　这种喜爱，或许是由于离得遥远，在那个海水环绕的英伦小岛上。别认为我比喻过分，中国大，那儿小，看一眼地图就明白我说的是事实。我习惯在那儿的隐居生活，也习惯那儿的公共图书馆，清静的一个个上午，我读到激情与疯狂，平静与控制，明白了这些与写作的关系；我读到撒谎和逃跑，占有和名声，看出了这些和水的联系。那里的房屋都只有二层，图书馆楼就高过附近的一圈房屋，站在楼顶，几乎整个伦敦的西南部尽收眼底。天蓝云淡，阳光在窗子上闪耀，斑斑点点，让我想起景山上看到的北京。伦敦是个停留在19世纪的城市，就像上世纪80年代当年的北京。    每次我坐在那古老的地铁里，所有的历史记忆，仿佛就与庞德的诗句融入一起。那些易碎湿漉漉的花瓣，那些等待的人，从漆黑的隧道里出发，而电梯就把你送到所想念的人面前。 

　　花家地，在我眼里，就像是北京的象征，在这儿，我遇见我的爱人，我现在还记得他有一次从国外回来，坐着公共汽车到这儿来看我。那是个黄昏，在机场路旁的绿地里，他看我的眼光，炽热深沉。我从未告诉过他，那晚，《楞言经》里的句子是如何牢牢地抓住我的心，一直到今天：“汝爱我心，我怜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    北京就像我的丈夫，我把自己的心交给了他。每次从国外飞回北京，回到望京住所，打开窗子，满京都如夜夜灯节狂欢，光如银河。此情此景，每次都叫我禁不住感叹：我飘泊一生，走遍中国，浪迹世界，我还是最爱北京，连那永远不息的沉沉噪音，连21层上都能闻到的汽车废气味，都那么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