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1988年北京机场路旁边的花家地有大片的空地、空田,长着高高的白杨树。社科院研究生院不知为何落到这荒郊野地。那时候,我知道附近地名是望京,但一点也看不到京城,那时北京几乎没有高楼。
我寄寓在社科院研究生院一个朋友处。在这儿住了一个夏天,经常在这些生着野草的空地走着,构思小说和诗,一心想要离开这儿,却未曾料到,十几年后的此时此刻,我就坐在这空地上如森林般生长的高楼里,写这篇文章。而这个地方真叫望京,而且我发现真是个眺望整个京城的好地方。
这儿离机场很近,仿佛住在这里是为了走,而不是为了留。在高速公路上看北京,年年,甚至月月都不相同。先有三环,再有四环,四合院胡同渐少,现在我要去圆明园,得从五环走,最好坐轻轨,快而实惠,不必听出租司机那犀牙利嘴,说这城市的各种小道消息,评这评那,红红黑黑,国际国内。
当我在有红狐的伦敦郊外的家里,写一个上世纪30年代的英国诗人裘利安的故事,就是那个声名狼藉的“英国情人”时,我回想起20多年前,我第一次来北京时,好奇地穿过故宫,一口气爬上景山的激动。“多少代皇帝在这儿安都,多少宝物埋藏在地底。”裘利安的中国情人,一个勇敢美丽的中国女子,让他看一棵古树———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在农民革命吞没北京时吊死的地方。裘利安没看出这树和其他树有什么不同。不过当他们登上景山,四下望去,整个北京一览无遗,气派恢弘。
故宫一重重城门,一直到前面的天安门,整齐得像棋盘。整个北京也是个大棋盘,东城西城隔中轴相对。往西北城外,颐和园,万寿山下水面上,一座座白玉桥,色亮瓦亮的建筑。
我现在住在楼房高层,想起裘利安登景山。登高好,登高不仅看得远,登高还阳光充足,裘利安满眼是风光。他觉得中国人真懂得生活舒适,连建筑也是追求最美的色彩,花园是最清雅的格局。消夏行宫、故宫、十三陵、万里长城,一个个云蒸霞蔚,气势雄壮。
他甚至觉得,唯有中国皇室会享受,所以比欧洲的皇帝高明:有胆量把建海军的银子修颐和园。真是做了好事,不然这个花园就沉没在海底。不仅是皇室,紫禁城周围那些豪门,一有权势,就亭台楼阁,垂柳依依,水面浮荷,房内必然妻妾成群,莺歌燕舞,想的首先就是怎样获得生前的生活乐趣。而他虽然只有一个情人,却是花样永远变化不断,似乎能变成一系列女人,相比多妻多妾的中国男人,他应该满足。 我用这位主人公的视觉,写我自己对北京的感觉,因为我实在喜爱北京。
这种喜爱,或许是由于离得遥远,在那个海水环绕的英伦小岛上。别认为我比喻过分,中国大,那儿小,看一眼地图就明白我说的是事实。我习惯在那儿的隐居生活,也习惯那儿的公共图书馆,清静的一个个上午,我读到激情与疯狂,平静与控制,明白了这些与写作的关系;我读到撒谎和逃跑,占有和名声,看出了这些和水的联系。那里的房屋都只有二层,图书馆楼就高过附近的一圈房屋,站在楼顶,几乎整个伦敦的西南部尽收眼底。天蓝云淡,阳光在窗子上闪耀,斑斑点点,让我想起景山上看到的北京。伦敦是个停留在19世纪的城市,就像上世纪80年代当年的北京。 每次我坐在那古老的地铁里,所有的历史记忆,仿佛就与庞德的诗句融入一起。那些易碎湿漉漉的花瓣,那些等待的人,从漆黑的隧道里出发,而电梯就把你送到所想念的人面前。
花家地,在我眼里,就像是北京的象征,在这儿,我遇见我的爱人,我现在还记得他有一次从国外回来,坐着公共汽车到这儿来看我。那是个黄昏,在机场路旁的绿地里,他看我的眼光,炽热深沉。我从未告诉过他,那晚,《楞言经》里的句子是如何牢牢地抓住我的心,一直到今天:“汝爱我心,我怜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 北京就像我的丈夫,我把自己的心交给了他。每次从国外飞回北京,回到望京住所,打开窗子,满京都如夜夜灯节狂欢,光如银河。此情此景,每次都叫我禁不住感叹:我飘泊一生,走遍中国,浪迹世界,我还是最爱北京,连那永远不息的沉沉噪音,连21层上都能闻到的汽车废气味,都那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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